在3月6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指出，机构从事征信业务，需要严守信息保护底线，下一步将对打着信用的名义却做征信业务的机构进行治理。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下一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很多征信机构、互联网公司以及金融科技公司信息泄露事件较为普遍，影响很大。” 陈雨露表示，目前市场上大概有几十万家市场化机构从事征信业务，有些有牌照，有些没有牌照，有些甚至打着信用的名义在做征信业务，下一步将对这些机构进行治理。 　　据了解，近年来对个人信息的发掘和利用正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了成本；另外一方面，过度采集、不当加工，甚至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甚至侵权和诈骗活动也时有发生。目前，市场上涌现了不少所谓的征信机构，其查询步骤简单粗暴，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不足，游走在法律风险边缘，而陈雨露所说的正是这样的企业。 　　同时，陈雨露提议，在治理过程中也需要有法律依据。对此，他认为应加快制定和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此外，陈雨露介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央行征信中心只是将大型银行和部分中小银行，以及各别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负债）的数据纳入，但互联网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等金融数据并未纳入。中央要求实现企业和个人负债信息全覆盖，所以去年成立了百行征信，目前已有600多家、17类中小金融机构接入数据，百行征信今年初已向市场提供征信产品服务。”陈雨露同时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下一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3月6日上午，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副主任宁吉喆、连维良共同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首场记者会，围绕“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就宏观经济形势、吸引外资、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消费、养老育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民营企业发展等问题，回答了与会记者提问。记者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局长何绍仁主持。200多家境内外媒体的300多名记者参加了记者会。 　　在优化营商环境、扩大消费、养老育幼解决“一老一小”难题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失信问题等议题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均开出了信用“药方”。 　　新华社记者：我们注意到，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6%，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6%到6.5%的增速目标。这是否意味着和去年相比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应该如何预判今年的经济走势呢？ 　　何立峰回应道，经济形势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是总体趋势还是稳中有进的。其中在“进”的方面，就是营商环境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进步和改善，特别是通过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通过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等等，使我们营商环境有了进一步改善，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国际排名，以北京、上海为评价样板，由78位跃升至46位，一年提高了32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不断优化，今年可能将会有更大的进步。 　　经济日报融媒体记者：去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出现了持续放缓，社会上对于这种现象提到了消费疲软以及消费降级。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另外，刚才何主任回答问题时谈到了汽车和家电的市场潜力很大。我想知道，下一步我们在扩大家电和汽车消费方面会有怎样的政策大礼包？ 　　宁吉喆指出，今年要从四个方面来促进消费的平稳增长，其中就明确将改善市场消费环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重要商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加大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打击力度，建立健全旅游等领域服务和收费标准，推动便捷支付方式推广升级，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让群众能够放心消费、便利消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大城市养老院“一床难求”，城乡婴幼儿育幼方面的服务还有所短缺。想请问，发改委下一步在养老育幼方面有怎样的政策考虑，来解决这“一老一小”的难题呢？ 　　连维良表示，解决养老育幼方面的“一老一小”总量不足、质量不优、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要着力提升养老育幼服务质量。各相关部门将把提升养老育幼服务质量作为行业监管的重中之重，通过规范服务标准来提高质量，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培训来提高质量，通过完善支持政策来提高质量，通过加强信用监管来提高质量。 　　重点来了，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就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失信问题高发态势进行了提问——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一年一度的“3.15”即将临近，每年“3.15”晚会都会曝光一批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法黑心商家，但似乎此类失信问题年年严打却屡禁不止。请问发改委作为信用建设牵头部门，将采取哪些有力举措从根本上扭转失信问题高发的态势？ 　　对此，连维良回应道，“3.15”晚会作为媒体监督、社会监督的一种生动方式，为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失信问题屡禁不止，正是当前全面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据了解，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度重视，推动出台了加强诚信体系建设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专项规划和政策文件，特别是去年以来，集中部署推动了19个领域的失信专项治理，通过加大失信曝光和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取得了明显效果，大量的失信行为得到纠正。比如，359万名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老赖”，慑于联合惩戒履行了还款义务，各类案件的执行金额超过4.4万亿元，清理各类欠税100亿元，2018年全年为农民工讨薪160亿元，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大幅度下降40%以上。 　　据介绍，在科研领域全面推行诚信承诺制度，对学术不端人员，在承担项目、评优评奖上一票否决。根据第三方机构的监测，专项治理实施以来，这19个领域失信案件的发生率大幅下降60%以上。 　　“当前，全社会对信用建设的关注程度、接受程度、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连维良指出，过去一年，各类信用报告的查询和使用量超过20亿件次。现在所有企业和个人都有了统一的也是唯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经建立并有效地发挥作用，社会化信用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大幅度增长。让“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受限”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正在加快形成。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要从根本上扭转失信问题高发的态势需要标本兼治。”连维良表示，下一步将突出“三个着力”： 　　一是着力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当前，失信问题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信成本过低，因此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大失信联合惩戒，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管用的措施和办法。我们将凝聚社会合力，及时对严重失信行为“亮剑”，加大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惩戒力度，使相关的市场主体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 　　二是着力拓展守信联合激励。在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的同时，今年将重点完善“让守信者处处受益”的体制机制，让守信有价、让守信有用、让守信有感。大力度地推动信用惠民便企，广泛推广信易贷、信易租、信易游、信易行、信易批这样的信用创新产品和服务，让“诚信”成为每个企业和个人的“可变现资产”。我们在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过程中，将把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作为首要前提，使人们在享受信用服务的同时更加放心、更加安心。 　　三是要着力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公共信用评价和社会监督。通过对失信风险较高的市场主体加大抽查比例和频次，真正做到对违法失信者“利剑高悬”，对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全社会诚信水平有个大的提升。

　　3月5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对2018年工作进行了回顾，梳理了一年来我国在各方面发展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发布了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其中与信用相关的，涉及宏观调控、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多个领域，下面就请跟随《中国信用》杂志小编一起，学习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涉及信用的关键词，赶紧来一睹为快吧～ 　　成就 　　1. 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证照分离”改革在全国推开，企业开办时间大幅压缩，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压减三分之一以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实施。 　　2.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严厉查处长春长生公司等问题疫苗案件。 　　2019年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 　　1.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2.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公正监管，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更加活跃。 　　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 　　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 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为支持企业减负，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地方政府也要主动挖潜，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我们要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坚决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困难再多也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2.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1. 以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政府要坚决把不该管的事项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审批事项应减尽减，确需审批的要简化流程和环节，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今年，要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使企业更便捷拿到营业执照并尽快正常运营，坚决克服“准入不准营”的现象；在全国推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使全流程审批时间大幅缩短。推行网上审批和服务，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使更多事项不见面办理，确需到现场办的要“一窗受理、限时办结”“最多跑一次”。持续开展“减证便民”改革行动，不能让繁琐证明来回折腾企业和群众。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政府部门做好服务是本分，服务不好是失职。 　　2. 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公正监管是公平竞争的保障。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加快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政简易从。规则越简约透明，监管越有力有效。国家层面重在制定统一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地方政府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公正监管上。推进“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推行信用监管和“互联网+监管”改革，优化环保、消防、税务、市场监管等执法方式，对违法者依法严惩、对守法者无事不扰。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清理规范行政处罚事项，坚决治理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对监管者也要强监管、立规矩，决不允许搞选择性执法、任性执法，决不允许刁难企业和群众。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用公正监管管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 　　3. 以改革推动降低涉企收费。专项治理中介服务收费。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收费清单“一张网”建设，让收费公开透明，让乱收费无处藏身。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 　　1.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促进发明创造和转化运用。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1. 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放心消费、便利消费。 　　2. 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 　　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1. 务工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大头。要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抓紧制定专门行政法规，确保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农民工按时拿到应有的报酬。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1. 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2. 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 　　3.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磋商。中国秉持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一贯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我们对作出的承诺认真履行，对自身合法权益坚决维护。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1. 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药品疫苗攸关生命安全，必须强化全程监管，对违法者要严惩不贷，对失职渎职者要严肃查办，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防线。 　　2.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保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合法权益。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惩治盗抢骗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打击非法集资、传销等经济犯罪，整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平安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王滨通过今年的政协委员提案建议，进一步加大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力度，扩充信息采集范围，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金融体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石。目前，我国已经建设了由央行征信中心负责管理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征信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社会公众融资的便利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整体而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处初级阶段。 　　对此，王滨表示，现有信用服务系统覆盖内容相对有限，实体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支持的力度有待提升；现有信用服务系统接入难度较高，非银行金融机构掌握的大量信息未能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现有信用服务系统对信息缺乏整理和挖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现代化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王滨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大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力度，扩大信息采集范围。在做好征信系统等信用服务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力度，逐步扩大信息采集范围，加强信息整理和挖掘，引导小微企业等正确认识信用价值，调动其在信息平台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企业覆盖广度和深度，更好对接直接融资市场信息披露标准，扩大相关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让金融机构能够更好获取和使用权威来源信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二是加快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系统和征信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立足于行业的业务特性和数据特点，制定符合行业需求的信用信息归集和处理标准，并通过引入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处理手段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加工，促进相关信用数据实现有效开发利用。同时加强与现有其他各类信用信息系统的有机对接、协同联动和共享共用，共同推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全面发挥作用。 　　三是依托先进科技手段加快市场化信用服务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仅需要政府主导的公共性信用服务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多层次、多类型的市场化信用服务与之相互补充，互联互通。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法规、行业自律和业务规则，规划形成信用服务产业链，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市场化信用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市场化信用服务机构的技术等优势，降低信用服务成本，推动信用服务产品创新，拓宽信用服务产品应用范围。特别是针对发展更为灵活的小微企业，应充分发挥先进科技手段，创新符合小微企业发展特点的信用服务产品和模式，为小微企业便利融资提供有效支持。 　　 　　

　　日前，记者在最高检新闻办组织的“新时代四大检察”网络访谈中获悉，2016年~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对网络电信侵财犯罪案件批捕30,504件82,833人，提起公诉27,457件91,464人，电信网络犯罪蔓延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记者了解到，最高检连续三年将严厉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为重点工作。自2015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数明显上升、破案数明显上升，发案数明显下降、人民群众财产损失明显下降”的“两升两降”目标，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严惩电信网络违法犯罪。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电信网络犯罪蔓延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最高检相关负责人表示，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两批共62件重大有影响的计算机网络犯罪案件，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北京“4·13”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等加强指导督办，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介绍，针对查办新型计算机网络犯罪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检不断总结经验，加强对下指导，解决计算机网络犯罪在案件定性、证据采信适用等方面存在的难题。同时，最高检先后联合最高法等部门制定《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 　　此外，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宣传和教育作用。针对常见计算机网络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等，最高检发布了第九批指导性案例和相关典型案例，指导检察人员提高法律适用能力，准确打击此类新型犯罪。

　　2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促进家政服务扩容提质，并从促进家政服务企业进社区、推进家政服务标准化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要求在家政服务业建立诚信体系，实施规范监管。 　　近几年，家政服务行业年均增速保持在20%左右。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家政服务就业人数在2800万人左右，家政服务营业收入达到4400亿元，同比增长26%，对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议从四个方面对家政服务扩容提质作出部署。要求促进家政服务企业进社区，提供就近便捷的家政服务，并大力发展家政电商、互联网中介等家政服务新业态；加强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在有条件的高校、职业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龙头企业创办家政服务类职业院校；推进家政服务标准化，建立诚信体系，实施规范监管；加大政策扶持，按规定对小微家政服务企业给予税费减免，鼓励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化解行业过剩产能企业转岗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免费提供家政服务培训，支持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配建职工集体宿舍。 　　业内人士表示，家政服务人员是一支数量庞大、水平参差不齐但充满活力的劳动大军，随着家政服务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深入推进，这一朝阳产业的发展将步入“快车道”，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正在加速到来。 　　记者梳理发现，日前，云南、江苏、上海、广州、长沙、连云港均已上线家政行业诚信平台。其中云南省在昆明试点建立的家政诚信平台，可供百姓在网上查阅家政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从业经历、技能水平、用户评价等信息；江苏家政行业诚信（信用）识别服务平台以大数据为基础，为用户提供行业数据统计分析、红黑名单管理、联合奖惩功能等监管服务，未来服务人员将覆盖江苏全省；上海市民通过登陆“上海家政”诚信平台，能够查询到家政公司、家政人员的诚信记录，凡有过不良记录的家政服务人员将被列入“黑名单”，并通过平台在各家政公司共享信息，通过诚信平台，家政公司、家政人员和雇主还可以实现“三方互评”，保证服务质量。 　　专家表示，家政服务企业要瞄准居民家政服务消费升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多培训技能过关的家政服务人员，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家政服务供给。

　　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宣部、教育部等18个单位联合印发了《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了27项行动任务，涉及托幼、上学、就医、养老等多个方面，同时要求各地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将公共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服务对象诚信情况纳入信用记录，并将通过达标考核、水平评价、满意度调查等，促进公共服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近年来，社会领域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加大，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但相对于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仍然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托幼、上学、就医、养老等方面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与群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针对这些问题，《行动方案》提出，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全覆盖、质量全达标、标准全落实、保障应担尽担。 　　具体来看，如要求实施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工程，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制定行业准入、管理和监管标准，明确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规范与标准；督促各地落实社会办医疗机构跨部门全流程综合审批指引，精简优化审批流程；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完善乡村旅游服务标准。 　　为使得上述要求更好地落实到位，《行动方案》提出将公共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服务对象诚信情况纳入信用记录，并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步在“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公示，加强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 　　此外，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落实本领域任务的监督检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基本公共服务达标考核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评价，委托第三方开展社会满意度调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根据《行动方案》，在此前社会领域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加大的基础上，未来资金投入还将扩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分析，增加供给、扩大投入的同时，也应避免过高承诺、过度保障、急功近利、大包大揽，确保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

　　“全世界现在更加需要司法部门之间相互协作，尤其是在执行领域。”在1月22日举办的世界执行大会上，法院管理国际协会主席马克·比尔呼吁依靠区块链技术建立全球司法信任网络。 　　此次会议，中外司法界聚焦“强制执行的现代化发展”，围绕信息化与强制执行、财产调查、司法评估拍卖、强制执行和信用建设、执行机关设置模式、强制执行立法等专项议题分享经验，交流建议。 　　强制执行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是中国法治进步的缩影。过去3年来，我国强化执行力度的效果逐步显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中国法院在执行工作现代化征程中迈出了坚实步伐。 　　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2042万件，执结193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3年来，生效裁判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逐年提高，2015年为44.76%，2016年为50.52%，2017年为56.97%。 　　多种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在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中，针对1400多公里外广东深圳福田区被执行人，广西桂林象山区法院执行法官没有“劳师远征”，而是通过前期调查取证，利用“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轻点鼠标就顺利完成了财产发现到控制的流程。在江苏睢宁县法院，李法官通过“点对点”查控系统，对一起申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账户实施查扣，当发现欠款4年未还的“老赖”陈某在农村信用社刚存入2万元后，立即电话联系到陈某并做工作，当天即收到1.6万元执行款。 　　“执行难”，主要是找人查物难。过去，不少被执行人通过“跑路”、转移财产等方式与法院“躲猫猫”，很多法院都是“两名法官一台车四处找”。 　　为破解查人找物难题，最高法院建立了“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民政部、自然资源部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存款等16类25项信息，基本实现了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在2016年3月份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法院提出“用2年至3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自此，我国法院开启了“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模式。 　　实践中，网络财产查控能够快速查询到已登记财产，但对未登记财产却束手无策。同时，对于新近出现的各类理财产品、互联网资产以及“比特币”等虚拟资产，现有的网络财产查控系统则显得鞭长莫及。 　　对此，最高法院副院长杨万明表示，最高法院将完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扩展其查询范围和功能，努力实现对各类财产全覆盖，实现网络查询、冻结、扣划一体化。同时，广泛推广审计调查、悬赏调查、委托调查等措施，做到网络财产调查与传统财产调查互相结合、互为补充;加大对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的打击力度，依法适用司法拘留、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不断健全被执行人不敢逃债、不能逃债、不想逃债的制度机制。 　　网络拍卖加速财产变现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飞速发展，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升级”提供了机遇。为有效破解财产变现难题，目前各地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已有3301家法院实行网拍，覆盖率达93.7%，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流拍率、拍卖成本明显下降。 　　按照传统模式，人民法院查控到财产后，通常要委托给第三方拍卖公司组织拍卖，再将拍卖款发还申请执行人。但其中存在着覆盖面窄、信息公开不充分、拍卖佣金高等问题，极易导致财产变现效率低，并容易出现暗箱操作、串通竞买等违法行为。 　　“我们将互联网技术与司法拍卖有机结合，积极开展网络司法拍卖，即通过互联网平台拍卖标的物，传统拍卖程序中的公告、缴纳保证金、竞买、确认成交等所有拍卖行为，都在互联网平台上实施。”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说。 　　从2012年开始，浙江、江苏等地法院即率先推行了网络司法拍卖。随后，最高法院及时总结经验，确立以网络拍卖为原则、传统拍卖为例外的司法拍卖新模式，出台了网络拍卖司法解释。 　　如今，大到飞机、船舶，小到电脑、手机、金银饰品等物品，都可以很方便地挂网拍卖，几乎覆盖法院查控到的所有财产。网络司法拍卖已经逐渐代替传统拍卖方式，成为人民法院处理查扣财产主要变现方式。 　　2018年5月17日，重庆巴南区法院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整体处置一处烂尾楼盘。拍卖过程中，经过19回合竞价，14次网络出价延时，最终以9.77亿元成交，刷新了该院司法网拍成交纪录，创下司法网拍单笔成交最高额。 　　据统计，从2017年3月份网拍系统上线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网络拍卖量94万余次，累计拍卖标的物56.6万件(含未开拍)，已成交27万余件，成交额6049亿元，标的物成交率70.8%，溢价率64.3%，为当事人节约佣金186亿元。 　　联合惩戒增加失信成本 　　刘先生于2015年7月8日入职北京某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一直拖欠其工资。经劳动仲裁委裁定，公司应支付刘先生工资等费用1.3万余元。2016年5月份，刘先生向北京西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西城法院查询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承办法官前往被执行公司注册地调查，已是人去楼空。法院将被执行人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案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18年3月份，该被执行人因亟须工商变更登记，被工商部门告知受到联合惩戒机制限制，无法办理，遂主动联系法院要求履行义务，并申请解除相关工商联合惩戒措施，目前该案件已全部执行完毕。 　　不得坐飞机、乘高铁、高消费，不得贷款、新办公司，不得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016年以来，最高法院联合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对失信被执行人实行限制。 　　记者从最高法院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共计351万余被执行人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从2013年10月份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累计限制1746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547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247万余次，涉及资金达到114亿元。 　　“从2018年开始，虽然执行案件的数量还在增加，但纳入失信名单的人次在下降，出现了拐点，说明综合治理初见成效。”刘贵祥说。 　　2016年以来，最高法院密集出台涉及财产保全、财产调查、执行和解等重要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据了解，为持续推进执行工作体制机制现代化，最高法院正在推动强制执行法出台，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对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案件，最高法院明确，只有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达到规定标准，才能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同时，积极推进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等工作，依法有序分流“执行不能”案件。 　　“作为信用法治体系建设的一部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体系建设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说，要推动制定出台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联合信用惩戒的法律规范，畅通救济程序。同时，要进一步打破信息孤岛，推动解决社会成员信用记录相对缺失，特别是对基础性信息缺乏有效掌握的问题，夯实联合惩戒的信息基础。 　　△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与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16类25项信息(不动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基本实现了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盖。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为6038万余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4136亿元，查询不动产信息984万条，查询到车辆5142万辆、证券1421亿股、渔船和船舶194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257亿元，有力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 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对其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方面予以限制。 　　从2013年10月份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累计限制1746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547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9万余人次。

　　今年1月起，电子商务法正式施行。对这部旨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电商市场竞争秩序、促进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法律，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微商代购、信誉评价、商品搭售、押金退还、快递延期、大数据杀熟等成为关键词，不少都是当下消费维权痛点。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电子商务法施行1个多月，成效如何？记者调查发现，针对各类损害消费者正当合法权益的行为，电子商务法出实招、求实效，消费者在“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等方面获得感明显增强。 　　信誉评价 　　禁止虚构交易、编造评价，不得删除评价 　　“去年初某平台做活动期间，我特价购买了某款护肤化妆品，到货后发现与之前用的同款产品差距较大，就给了差评，但该评价根本看不到。”河北唐山的网民杨倩说，消费评价是消费体验的重要一步，也是后续顾客购物的重要参考。如果平台不顾消费者感受故意删除差评，将严重影响购物体验，也让虚假宣传有机可乘。 　　一边是“删差评”，另一边是“买好评”。“亲，给个五星好评吧，返2元红包！”日常网购中，部分卖家在评论上做起文章，一方面利用小恩小惠诱导消费者给好评，一方面购买“水军”刷好评。 　　中消协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认为，刷销量、刷好评、删差评等“炒信”“刷单”行为，严重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电子商务法一是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信息披露的一般义务，要求全面、真实、准确、及时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禁止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二是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规则，不得删除消费者评价信息。 　　同时，明确平台经营者未为消费者提供评价途径或者擅自删除消费者评价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处最高50万元以下罚款。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罚，如反不正当竞争法。 　　不少平台都积极对待“信誉评价”新规。“如果批评要不得，那么赞美就无意义。无论是好评还是差评，只要是真实声音，都应一视同仁。如实呈现消费者好恶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商品质量、改善服务水平。如果平台只发好评不发差评，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每日一淘首席运营官淡焦成说。 　　“今年初我在同一平台买了另一款化妆品，用后感觉有瑕疵，在网上评论中我都一一指出来了。到现在我给的差评还能看见，商家也及时给予了反馈。”杨倩说。 　　捆绑搭售 　　商品搭售要显著提示，默认勾选被禁止 　　买机票搭个专车接送，订酒店搭个SPA放松……捆绑搭售问题由来已久，这在OTA（在线旅行社）等生活服务电商平台上尤为普遍。一般的套路是，一些电子商务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采取使用很小的字号、默认勾选等方式，使消费者在不知情、难察觉的情况下，出让一些权利或者被捆绑搭售。 　　在北京某券商公司工作的刘进作为“出差族”发现，之前通过一些平台预订机票时，不少平台会默认勾选航空保险、酒店优惠券等付费项目。“尽管自己很谨慎，但仍百密一疏，被强制消费一些本不需要的项目。” 　　陈剑认为，这种未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变相强制搭售的行为，不仅有违诚实信用，也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针对这种情况，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且禁止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同时规定了违反有关条款的行政责任。通过多角度规范，有力打击默认勾选等霸王行径，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刘进说，以前部分在线旅游平台通过默认勾选或者用“折扣”做诱饵，一旦消费者购买，就面临机票改签困难、退票手续费过高等难题。这样的情况最近感觉已大大减少。网购订票、改签、退票都更加清爽了，对出差族来说省了不少麻烦。 　　押金退还 　　明示退还方式和程序，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 　　“我在一款共享单车APP上的退押金进度排到1000万位以后，真是哭笑不得。”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恬说。去年12月，中消协公布的《2018电商行业消费数据报告》指出，共享经济投诉量呈现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共享出行领域。其中，共享单车投诉量占比最多，达67.5%；问题最多的是“退押金难”，占比超七成。 　　陈剑表示，押金是租用特定标的物的质押担保，属于担保物权的一种，主要担保合同的履行。押金的所有权属于消费者，经营者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挪用。电子商务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收取押金应当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不得设置退还障碍。消费者申请退还押金，符合退还条件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同时，对于未按规定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或者不及时退还押金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进行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50万元以下罚款。 　　像王恬这样排位在“1000万名以后”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这也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企业因自身原因导致偿还押金困难，消费者是否依然很难要回押金或者维权往往得不偿失？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押金、预付金管理制度。没有采取担保或保险措施的经营者，应该到银行开设押金专用账户，并将押金存放在专用账户上。监管部门不仅要检查经营者是否开设专用账户，而且要定期检查其是否将押金存放在专用账户上，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召开2019年首场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的最新进展时指出，去年以来我国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取得积极进展，总体上看，各领域的信用事件不良率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平均下降22.7%。 　　重点领域专项治理成效显著。孟玮介绍了四个重点领域的专项治理情况。一是慈善捐助领域发布了第二批失信黑名单。二是金融专项治理领域发布第10批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400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散布虚假金融信息者实施联合惩戒。三是在假彩票治理领域，破获呼伦贝尔特大网络赌博案等大案要案，涉赌资金流水超过1000亿，会员20余万人。四是在社会组织领域，依法查处各类非法社会组织约6000个，破获案件7673起，其中，依法查处涉嫌刑事犯罪的非法社会组织379个，逮捕嫌疑人3344个，涉案金额高达3.55亿元。 　　孟玮还介绍了信用信息归集共享、联合惩戒机制建设、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方面的情况。 　　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方面，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总量持续增长，联通范围不断扩大，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突破300亿条。“信用中国”网站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1.47亿余条，其中行政许可信息约1.09亿条，行政处罚信息3787万条。 　　在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方面，国家发改委近期会同有关部门新印发了关于对会计、统计、文化市场等领域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及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联合惩戒效应不断显现。据孟玮介绍，2018年12月，新增失信黑名单主体信息40.7万余条，涉及失信主体约34.1万个，退出失信黑名单主体约31.8万个。 　　据介绍，截至2018年末，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77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1704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44万人次，346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税务部门累计公布16,642件“黑名单”案件，累计限制融资授信共12,920户，共有1417户当事人主动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后从“黑名单”中撤出。 　　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方面，近期国家发改委组织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第三方机构，推出了涉煤炭、道路客运、旅行社等三个领域的第一期评价结果，以及涉天然气领域的第二期评价结果，已通过“信用中国”网站进行公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继续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在滚动发布已推出领域评价结果的同时，按照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的原则，及时发布相关领域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