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显示，工信部将对近期媒体曝光的一批借助骚扰电话、违规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App和企业进行严厉查处，责令基础电信企业即刻关停这些违规企业拨打骚扰电话的语音专线，停止违规号码透传，加强通信资源规范管理。 　　据了解，工信部将对涉及违规的壹鸽科技、易龙芯科、秒嘀科技和凌沃网络等呼叫中心企业进行核查处理。同时，启动应用商店联动处置机制，要求腾讯、百度、华为、小米、360等国内主要应用商店全面下架“社保掌上通”App，对“社保掌上通”手机App的责任主体杭州递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核查处理，并全力组织对同类App进行排查检测，对类似问题一并要求整改。 　　工信部还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加强源头治理，旨在合力斩断骚扰电话利益链，营造良好通信环境。持续加强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依法依规严厉查处涉事企业，并将违规企业纳入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

　　花高价请保姆,却无从知晓对方真实背景;“黑”保姆被辞退,却可以换家公司继续上岗…… 　　针对家政服务业饱受诟病的信用体系缺失、奖惩机制不明等问题,商务部日前会同发改委等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建立家政服务员和家政企业信用档案,并建立家政服务领域守信主体“红名单”制度和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为消费者选择提供参考。 　　乱象 　　万元月嫂护理出状况 　　中途离开换人要加钱 　　“各位宝妈,有没有靠谱的保姆推荐……”最近几天,林雪着实有些心急。自从保姆走后,家里就乱作一团,她不得不在妈妈群里四处打听。 　　“孩子出生这一年多里,已经换过五个保姆,每一次都弄得心力交瘁,想要请个好保姆真是太难了。”考虑到双方父母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欠佳,再加上小两口都有自己的工作,林雪从刚怀孕时就想好了要请保姆来解决带娃问题。 　　再三权衡下,林雪提前半年通过家政公司预定了一名价位在12800元的月嫂,“最低的初级月嫂是8800元,最高的钻石级月嫂要16800元,我也没什么特殊要求,就想着选个中间档的,只要别太差就行。” 　　面试中,月嫂声称自己此前带过八个孩子,经验相当丰富,并且经过公司统一培训,在护理婴儿和照顾产妇方面都很专业,林雪听完觉得挺满意,便果断签了合同。 　　然而,真到了坐月子的时候,林雪却发现月嫂情况不对。“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抱都抱不稳,看起来更像是新手。”更让林雪气愤的是,由于月嫂护理不当,孩子脐带迟迟未见脱落,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里面已经有脓液了,“幸亏及时采取了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辞退月嫂后不久,林雪又换了家公司找来一名育儿嫂,“价格上倒是便宜些,刚开始做得也还行,可是手脚不干净,有一次晚上我起来喝水,刚好撞见她偷偷翻抽屉里的东西。” 　　无奈之下,林雪只好继续换人,“一个个都是说得好听,可没办法核实究竟哪句是真的。找家政公司投诉,最多也就是象征性给点补偿,惩罚力度十分有限,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事实上,林雪的遭遇并非少数。为了给年迈独居的母亲请保姆,赵丽霞也伤透了脑筋。 　　“母亲八十多岁了,腿脚不太好,就想着让保姆帮着做饭洗衣,天气好的时候再能陪着出去晒晒太阳。”赵丽霞原以为,这些要求谈不上有多少技术含量,满足起来应该不太困难,可她还是费尽了周折,“家政市场上本来就供不应求,结果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奔着带孩子去的,真正愿意照顾老人的实在太少。” 　　好不容易为母亲找来保姆,赵丽霞一直待对方很客气,“听母亲说,她做事也算麻利,相处起来没有太大问题。”可刚过了两个月,保姆就给赵丽霞打来电话,说家里有事不能继续干,第二天就收拾行李离开。 　　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赵丽霞想到当初跟家政公司签合同时,对方承诺过不会出现断档情况,便立即联系对方要求安排新保姆上岗,“没想到,对方居然说换人要加钱。”仔细查看合同条款,赵丽霞才看到,条款中明显弱化了公司的责任和义务,“这里面陷阱太多,普通消费者真是防不胜防。” 　　探路 　　三个维度做背景调查 　　过往工作经历难查实 　　“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信用缺失问题较为突出。部分家政服务员隐瞒真实信息、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甚至偷盗雇主钱财、伤害老幼病残等案件时有发生。部分家政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哄抬价格、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对于家政服务业存在的诸多乱象,《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直言不讳。 　　根据《意见》,未来将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建立家政服务员信用档案,其中包括身份证号码、姓名、性别、民族、家庭住址、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个人信息、从业经历、培训情况、培训考核情况、消费者评价和投诉情况等来自家政企业的职业信息,以及商务部与公安部提供的犯罪背景核查结果信息。而家政企业信用档案则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商务主管部门的行政信息和其他部门的行政信息。 　　此外,《意见》还指出,将建立和规范家政服务领域守信主体“红名单”制度,加大对“红名单”主体推介力度,同时建立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加大对“黑名单”企业的监管力度。 　　对于这些要求,一些家政企业并不陌生。成立多年以来,北京市爱侬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不断摸索和尝试。 　　“我们在招聘家政服务员时,会从三个维度进行背景调查。”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爱侬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穆丽杰表示,基础信息维度主要是对家政服务员的身份证件加以核验,并要求提供体检报告等资料;社会评价维度则是通过客服中心对客户进行回访,了解其服务技能和服务意识,从而形成评价;公共信息维度需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看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尽管我们已经尽力去收集家政服务员的信息,也要求做到全程留痕,但还是会有一些情况难以获取和掌握。”穆丽杰指出,有关家政服务员的情况尚未在家政企业之间联网互通,导致很难了解其过往的工作经历,“家政服务员之前究竟在哪些地方做过,是否有过不良记录,都不太方便查实,这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隐患。因此,建立统一的家政服务员信用档案很有必要。” 　　商榷 　　信用档案要把握好度 　　建红名单要慎之又慎 　　在穆丽杰看来,《意见》中提出的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是非”界定,“可以把那些不适合在行业内服务的个人和企业剔除在外,但具体如何操作和执行,还需要细化评价标准,确保公正合理。比如,达到哪些指标可以列入‘红名单’?违约行为达到什么程度将被列入‘黑名单’?这些环节都还要有配套的解释和说明。” 　　穆丽杰还表示,信用档案的建立固然能够为家政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查询的便利,但也要考虑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对哪些信息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还有待商榷。” 　　在这方面,北京家政服务协会顾问、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也颇为认同,“我们一方面希望信用档案尽可能完善,并且联网可查,但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度’,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让家政服务员承担过多的信息暴露风险,而是重点将有不良记录的个人和企业排除在外。” 　　她表示,信用档案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推敲。“例如消费者评价和投诉情况,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也不排除有恶意诋毁,可信度方面就无法保证。”相比之下,她更倾向于关注处罚记录,“包括公安机关的拘留处罚,也包括家政企业或行业协会的处罚,把这些出具过的处罚记录放上去,会更加有凭有据。” 　　同时,刘明辉还指出,建立家政企业的“红名单”要慎之又慎,“通常情况下,行业协会都是忌讳表彰的,因为很难做到真正公平,而‘红名单’一旦存在,也可能带来权力寻租的问题。” 　　除了建立家政服务业的信用体系外,刘明辉认为,提高家政服务员的社会地位同样很重要,“尽量不要再用‘保姆’这种歧视性称呼,而是叫‘家政服务员’。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职业化管理,公众也要尊重这种职业。在职业培训上,不仅培训专业技能,还要传授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信用体系相关教育。”

　　3月1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了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了记者提问。在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就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公平公正监管等问题做出了回应，从中也可以看到对相关领域信用建设的一些启示。小编对问答内容进行了摘编，一起来看看。 　　监管要公平公正 　　新华社： 　　今年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会有哪些新举措？ 　　李克强： 　　改善营商环境，还是要放管结合并重。放就是要平等地放，不能搞三六九等。我们减少审批程序、办证办照时间，应该对各类所有制企业都一视同仁。 　　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这个过程中，对企业行为进行甄别辨别，需要发证的发证，不符合资质条件的，该逐出市场就逐出市场。 　　宽进就要严管。公平的准入，公正的监管，这是鸟之两翼，不可偏废。如果我们监管不到位，那些坑蒙拐骗、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恶意拖欠款项的行为就有可能肆意妄为。 　　监管要把规则公开透明，让被监管者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监管不能搞选择性监管、任性监管。要形成一种放和管结合、有效的制度性安排。 　　对侵权行为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 　　亚洲新闻台记者： 　　外商投资法已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国政府将推出哪些具体、可落实的政策呢？ 　　李克强： 　　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外商投资法，这个法是要用法律的手段更好保护外商投资，吸引外商投资。这个法律也可以说是规范政府行为的， 要政府依法行政，而且政府要根据这个法律的精神出台一系列法规、文件，保护外商权益，比如信息投诉机制如何公开、透明、有效。 　　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修改知识产权法，对侵权行为引入惩罚性的赔偿机制，发现一起就要处理一起，而且要让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无处可遁。 　　对共享经济发展划出安全底线 　　澎湃新闻记者： 　　下一步政府对规范共享经济发展有什么新的举措？ 　　李克强： 　　“互联网+”、共享经济，也可以说是平台经济。它作为新事物，和任何新事物一样，在发展中总会有利有弊。总的看，它带动了就业，方便了群众，而且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像电商、快递、移动支付等，大家都有感受，众人做事，集众智集众力，众人共享。 　　对于这种新业态、新模式，不能简单任性，要么不管，要么管死。这几年一直采用包容审慎的原则。包容就是对新的事物，要允许它发展，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所谓审慎监管，就是要划出安全的底线，也不允许打着“互联网+”、共享经济的招牌搞招摇撞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公平的准入、公正的监管。新事物在市场力量推动过程中，它本身要靠市场，要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政府也要进行公平公正监管。

　　2018年12月以来，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六部门联合开展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截至2019年2月底，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近167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各类市场198万余个，查处案件1.2万余件，案值4.2亿元，移送司法机关479件，收缴假冒伪劣食品1032吨，取缔无证无照生产经营主体5578个，吊销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254户，捣毁窝点843个，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对农村食品市场开展了一次“大扫除”，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问题隐患仍然存在，整治任务依然艰巨，需要久久为功。 　　近期，六部门对各地查办的案件进行了认真梳理，综合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涉及问题的典型性、案件违法类型、地域分布等因素，筛选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十大典型案例，涉及食品假冒、侵权“山寨”、 “三无”、劣质、超过保质期等违法违规情形。为警示违法犯罪分子，提升消费者防范意识，推动加强农村食品市场监管执法力度，现将十大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 　　一、北京侦破多起制售假酒案 　　2019年1月，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组织朝阳、丰台、房山、通州、顺义、大兴、密云等7个分局相关警种，联合市、区两级食药监部门，以假冒低端牛栏山、二锅头等白酒为打击重点，开展打击农村假酒集中行动，出动警力及行政执法力量280余人，捣毁生产、销售假酒及包材窝点33个，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45名，共查获假酒包材50余万个（件），成品假牛栏山、二锅头等白酒3万余瓶以及打印、喷码、读写、灌装等加工工具52件，涉案金额2000余万元。 　　二、湖南侦破文某等制售假冒品牌瓜子案 　　2018年12月，根据群众对农村市场售卖假冒“童年记”品牌南瓜子、西瓜子等食品的举报线索，湖南省长沙市公安机关侦破文某等制售假冒品牌瓜子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在长沙县等地捣毁制假窝点4个，查获假冒“童年记”南瓜子704箱、葵花子63箱，假冒“旭东”原味西瓜子1320箱，以及假冒“苏太太白寿南瓜子”684箱，查获电脑自动包装机、封口机、打码机、假冒“童年记”包材卷膜等制假工具200余件，涉案金额数百万元。 　　三、贵州侦破制售假冒调味品案 　　2018年12月，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线索，在前期缜密侦查基础上，贵州省遵义市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端掉制假售假黑工厂5家，查获假冒“太太乐”鸡精等调味品5500余瓶，查获“太太乐”产品外包装凹版印刷版辊8个以及包装袋42万余个，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查明该团伙2015年底以来大量制售假冒“太太乐”鸡精等调味品，主要销售至农村集贸市场。 　　四、福建、四川等地查处多起制售假冒品牌糖果案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福建、四川分别查处多起制售假冒品牌糖果案。其中，福建晋江市查处磁灶镇林某加工生产假冒“徐福记”品牌糖果并销往农村市场，查获假冒“徐福记”糖果269箱，带有“徐福记”品牌纸箱520个、包装膜105.6公斤；四川崇州市、宜宾市分别查处农村小商店销售假冒“阿尔卑斯”硬糖、棒棒糖等。目前，已没收假冒食品，并对相关违法人员作出罚款等行政处罚。 　　五、河北查处两企业生产“山寨”品牌饼干案 　　2019年2月，河北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河北马氏康达食品有限公司”和“河北腾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侵权“山寨”品牌饼干案。经查，两企业生产并在农村市场销售名为“粤力奥”和“粤力粤”的饼干，外观涉嫌仿冒“奥利奥”品牌饼干。目前，已对两家企业的生产销售台账、办公电脑进行扣留，对库存435箱涉事产品进行异地查封，并作出罚款等相应的行政处罚。 　　六、安徽、湖北等地查处多起销售“山寨”品牌核桃乳案 　　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安徽、湖北等地分别查处仿冒“六个核桃”饮料案。其中，安徽淮上区、潜山县、蒙城县等地查处7个农村小商店销售“六个土核桃”“六个果仁核桃”等核桃乳饮料，外观涉嫌仿冒“六个核桃”品牌核桃乳。湖北天门市查处吴某在农村销售“养生核桃乳味饮品”，外观涉嫌仿冒“养元六个核桃”核桃乳包装装潢。两地共查获侵权“山寨”核桃乳1000余件，案值3万元。目前，已没收仿冒食品，并对相关违法人员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 　　七、江苏、宁夏等地查处多起销售“山寨”品牌饮料案 　　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江苏、宁夏等地分别查处多起农村销售侵权“山寨”饮料案。其中，江苏吴江区查处4家农村小商店销售“椰素海南椰子汁”“特攻队”生榨椰子汁、“海南特种兵”椰子汁等椰汁类饮料，外观涉嫌仿冒“椰树”“特种兵”等品牌产品。宁夏海原县查处史店乡徐坪村路口“志英百货门市部”等销售“果π”“芬迪”“Cole可乐”“可乐ceele”“雪柠”等饮料，外观涉嫌仿冒“茶π”“芬达”“可口可乐”“雪碧”等品牌饮料。目前，已没收仿冒食品，并对相关违法人员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 　　八、江西、广西、云南等地查处多起销售无标签食品案 　　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江西、广西、云南等地查处多起农村小商店销售无标签食品案。其中，江西定南县查处陈某销售散装无证无标签桃酥。广西浦北县查处小江镇燊通批发部销售冬瓜糖等7种无标签、标识食品。云南芒市查处遮放镇小商店销售鲜椰粉、肉丝香米干等无标签食品。目前，已没收无证无标签食品，并对相关违法人员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 　　九、山西侦破史某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2018年12月，山西省清徐县公安机关侦破西谷村史某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现场查获工业冰醋酸127桶、勾兑好的成品汉臣牌陈醋2箱、汉臣牌外包装箱520件、高标10件、瓶盖300个。经查，2015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史某，未经许可，在西谷村自家院中将工业冰醋酸与原醋、自来水等勾兑灌装成汉臣牌老陈醋对外销售。 　　十、内蒙古、浙江、陕西等地查处多起销售过期食品案 　　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内蒙古、浙江、陕西等地查处分别多起在农村销售过期食品案。其中，内蒙古阿左旗在某农村小饭店查处过期调料156袋。浙江余杭区查处溪口村某小商店销售过期方便面271袋（桶）。陕西米脂县在城郊镇、银州镇、陶镇的农村集市查处过期食品120公斤。目前，已没收过期食品，并对相关违法人员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

　　2019年全国两会已接近尾声。记者了解到，期间已有江苏、广东等多个代表团提交了关于加快信用立法、推进诚信建设的议案。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强众是江苏团30名联名提交议案的代表之一。王强众以职场诚信举例：“在一些企业里，员工流动性非常大，老板和员工之间往往缺乏互相信任。这样一来，员工容易离职，有的离职后就把技术带走了，老板以后在培养员工时心里也会不踏实。信用立法能保证信用制度建设的落实，对企业和员工也会形成一种约束。” 　　全国人大代表、金丝猴集团董事长赵启三指出，我国目前年签订合同40亿份，而履约的仅有50%左右。2018年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超880亿元。因此，他认为，加快信用立法步伐，让失信人受到应有的惩戒，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信用状况。 　　在3月7日的小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翔提交的《关于加快信用立法，推进诚信建设的议案》引起了其他代表的共鸣。 　　“信用建设只有纳入法治化轨道加以规范、引导、保障，才能行稳致远。”龙翔表示，由于缺乏刚性制度保障，标本兼治的力度不够，诚信管理失之于松、失之于宽，失信成本总体偏低。对此，应加快推进信用立法，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龙翔认为，要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上一层楼，避免少走弯路，迫切需要加快信用立法进程。“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几十项政策推行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社会期待和群众呼声比较强烈，互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也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契机。应该说立法所需的软件、硬件支撑条件初步具备。” 　　为此，龙翔建议，对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目标节点要求，尽早出台基础性的信用法律。他认为国家立法进行顶层设计重点关注几方面问题。包括信用的认定、范围，以及标准，科学界定社会信用的概念，合理划分失信程度，建立失信行为分类管理机制、“红黑名单”的认定及退出机制、失信行为处罚措施公开机制等；信用归集、管理、运用中的权利义务、权力责任；承担信用责任的方式及其性质；对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的保护以及依法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广东代表团也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社会信用法的议案》。作为该议案的牵头人，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列进认为，当前造成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原因之一，就是信用信息不对称和中小微企业自身信用不足。“企业信用水平提高了，实际上就多了一张融资‘通行证’。” 　　吴列进认为，虽然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等失信行为，依然在影响市场经济有序发展。他表示，迫切需要加快全国层面的信用立法进程，强化法律约束手段，从顶层设计上化解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机制缺失、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健全、市场交易中信用信息不对称、“劣币驱逐良币”等问题，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保驾护航。 　　赵启三则表示，在信用立法过程中，应当着重把握信用主体信用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可以对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进行类型化区分，适用不同的公开、利用和保护规则；设置相应的安全等级和安全保密措施，保障社会信用信息采集、归集、共享和使用全过程的安全；立法应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信用权益，明确赋予信用主体信息知情权、信息异议权、信息修复权及信息遗忘权。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全国法院系统交出一份万众瞩目的“答卷”：三年来，人民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2043.5万件，执结1936.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8.5%、105.1%和71.2%，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促进了法治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三年前，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三年后，就在周强交出这份“答卷”的同一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等就“基本解决执行难”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他指出，为了打击规避执行、逃避执行的难题，全国法院推进了信用惩戒体系，出台失信名单制度，构建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人人喊打”的局面。 　　构建信用惩戒体系 坚持标本兼治 　　刘贵祥指出，为了打击规避执行、逃避执行的难题，全国法院推进信用惩戒体系，出台失信名单制度，构建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人人喊打”的局面。 　　据介绍，人民法院还大力推进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如建立网络化财产查控系统、推进信用惩戒体系建设、出台失信名单制度等，来破解执行中的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等难题。 　　刘贵祥表示，针对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问题及执行作风不端、执行纪律不严等现象，人民法院打造了信息化数据铁笼，实现对执行案件的全方位监控，还制定了50多个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严格约束执行权的运行，控制执行权的滥用。 　　据介绍，目前法定期限内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实际执结率达90.4%。“这三年执行案装到当事人口袋里的真金白银4.4万亿，同比增加了71.2%。”刘贵祥说，由于执行环境的变化，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也在提高，2016年~2018年，当事人对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自动履行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 　　当有记者问到攻坚“执行难”的情况能否长期持续？“执行难”问题会不会再来？刘贵祥表示，人民法院对几十年所有不放心的案件进行了清查，纳入案件管理系统，这些案件永远在监控之下，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执行工作进入了良性循环。 　　“全国法院使用网拍系统，这能够逆转吗？法院编制了网络化的查控系统，在北京可以查中俄边界一个信用社的存款，这样的网络体系能逆转吗？信用惩戒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这能够逆转吗？”刘贵祥以三个“不可逆”举例强调，这次攻坚“执行难”坚持的是标本兼治，形成了固定化的机制，未来法院执行情况会越来越好。 　　公布“老赖”信息和隐私保护并不矛盾 　　有记者提问到：“现在街头的电子屏幕、‘老赖’地图等经常曝光一些相关信息，请问，这种做法是否有法律依据？法院在实际执行工作中，如何处理好曝光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有关信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和隐私保护之间并不矛盾。”对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回应说，实践证明，失信被执行人公开曝光他们的相关信息，对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和解决执行难起到非常好的推进作用。 　　葛晓燕进一步解释道，首先，并不是对所有的失信被执行人都进行公开曝光，只是选择其中情节严重的失信被执行人，予以公开曝光，以敦促他们尽快履行法定义务。 　　其次，公开的内容严格限定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人民法院一律不得公开，例如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内容，就不会公开。 　　最后，即使对依法可以公开的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人民法院在公开时，也采取一些技术性处理，例如对身份证信息上有关出生年月数字给予隐去，尽可能保护当事人隐私。 　　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计划 　　当被记者问及法院如何制裁“老赖”欠钱不还，且同时还享受高消费的生活时，刘贵祥指出，这几年，为了制裁这种现象，已通过打击拒执罪判了1.3万人；对不履行法律义务、符合条件的，司法拘留了50.6万人，限制出境3.4万人。 　　“以信用惩戒来限制高消费是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刘贵祥表示，未来将强化“立、审、执”的衔接机制，解决一些利用关联公司和股东关系隐匿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情况。将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有效打击规避执行、逃避执行行为。他还透露，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计划，争取今年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 　　有记者问：“失信被执行人的孩子不能上学，是否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此，刘贵祥回答说：“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上高收费的贵族学校，是在限制之列的。所谓贵族学校，收费比一般正常的学校收费要高，这就属于高消费了。”他同时也强调，不能把正常的义务教育和高学历教育都列为限制之列，一定要把握界限。 　　刘贵祥说：“执行问题是个程序问题，是个信用问题。所以说，大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针对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加强调查质量管理，保证调查数据真实性。通知要求对篡改数据、主观故意弄虚作假等严重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量级处罚”和“既处理事又处理人”原则，依法依规提出责任追究意见或处罚建议，及时移交移送有关部门。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质量管理保证调查数据真实性的通知中说，“三调”是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数据成果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通知要求，杜绝出现同一单位承担同一县级调查单元的调查任务和核查任务、或承担同一县级调查单元的省级核查和国家级核查任务的情况，保证县级调查、省级核查和国家级核查独立开展、相互制约。 　　同时，要向社会公布“三调”国家级核查任务和数据库入库检查任务承担单位、法定代表人及任务范围等，公布电话、微信和电子邮箱等质量举报投诉渠道，接受全社会监督，多方掌握各类违法违规线索，并对举报投诉线索及时受理和处理，做到每件都有登记、有受理、有核实、有处理。省级核查及市县级调查、监理等任务承担单位的相关情况，也要对外公布。各地既可以自行公布，也可以在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发布平台上统一公布。 　　通知强调，严厉查处调查统计弄虚作假行为。依据《刑法》、《合同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统计法》、《土地调查条例》、《统计违法违纪处分规定》、《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等有关条款和规定，严厉查处各类弄虚作假行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调查数据真实性负责。”通知说，发现地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有“擅自修改调查资料、数据的”、“强令、授权调查人员篡改调查资料、数据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的”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规定的行为之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或按规定向有权限的任免、纪检、监察、组织（人事）机关提出具体处分建议。 　　通知说，对存在弄虚作假、重大舞弊、严重劣迹等的调查单位，经核实后坚决依法依规列入“黑名单”，并予以清退，禁止其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继续承担调查任务。要以统一单位机构代码为索引，定期向社会公开披露“黑名单”，并向国家信息平台报送黑名单信息，推动对失信者实行市场性约束和联合惩戒。

　　3月11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表示，假冒就是侵犯了知识产权，就要严厉打击。要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使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公开曝光造假者，让制假售假者阳光之下无处藏身。同时，还要加强企业自律，形成社会的信用系统。当前和今后要把群众最关心、危害最大的食品药品、儿童用品、老年用品等领域作为重点，采取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过去有个观念‘假冒不伪劣’，我觉得得纠正这个观点。假冒就是侵犯了知识产权，就要严厉打击。”张茅指出，要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使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公开曝光造假者，让他在阳光之下无处藏身。同时，还要加强企业自律，形成社会的信用系统。通过努力，逐步做到“天下少假”，让群众少一份担心，多一份放心。据了解，去年，我国处理的假冒伪劣产品案件达129万件。 　　在谈及网络消费时张茅表示，网络消费也存在假冒伪劣、送货不及时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要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坚持以网管网，充分发挥大数据等新技术的作用，发挥好第三方平台的主体作用，落实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 　　“我们了解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这方面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有些第三方交易的大平台落实情况比较好，比如说有一个平台，对于消费者极速退款人员已经扩大到了3亿多人。”张茅表示，“七天无理由退货”实际上是双赢，消费者利益得到了保护，企业的信誉、声誉得到了提高。张茅说，对于存在的问题，比如假海淘的问题、涉及垄断的问题、假冒伪劣的问题，要加大惩处力度，线上线下用同一个标准，严格监管，严厉惩罚。同时，也鼓励电商经营者和平台自律守信，这样才能顺利发展。总之，让电商作为一种新的业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3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征信主要解决的是微观金融决策上的信息怎么能够更充分，就是银行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要求到银行里面借钱买房子的这些个人，你要把你的信用报告拿来，我要充分了解你的还款能力。当然现在征信很多都用到了社会领域，我们看到很多女儿找男朋友，未来的岳母说，你得把人民银行的征信报告拿来看看。人民银行现在征信中心的报告，大家查询的时候，个人查询前两次都是不收费的，在网上查你简版的个人信用报告也是不收费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查过自己的个人信用报告，大家有空可以到网上查一查，看看自己的信用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此外，陈雨露还介绍，目前我们的征信体系是“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政府这只手主要是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负责的国家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接入了3500多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数据，9.9亿自然人的信用信息，还有2600多万户的企业和其他法人组织的信用信息。目前每天查询这个系统的有555万人次个人信用报告，30万人次的企业信用报告，所以应当说这是政府这只手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市场驱动的征信服务，陈雨露介绍，目前在市场上，已经有125家企业征信机构，还有97家信用评级机构，这些机构80%以上都是民营资本投资兴办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是我国首个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目前已经签约接入了600多家机构的信用信息，今年1月份已经正式推出了个人信用报告等3项征信服务产品，应当说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3月10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就“人大监督工作”答中外记者问。会上有记者就统计数据造假及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统计法执法检查情况进行了提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执法检查推动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督促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对数据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人一票否决制，加大案件的通报、曝光、查处的力度，全面排查、专项整治以数谋私、数字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数据出官”“官出数据”的问题。 　　尹中卿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统计法的执法检查十分重视。全国人大财经委分三个组具体组织了这次执法检查，先后赴6省检查，同时还委托7个省区市进行自查。据尹中卿介绍，执法检查发现，一些地方GDP总量大于全国核算，统计数据有水分，导致统计数据的公信度被怀疑；一些地方搞攀比、争位次，在源头上对数据弄虚作假，虚报、瞒报、漏报；部门统计的标准、方法、口径和数据不一致，出现了数据打架，形成了“数据孤岛”，也有“数据烟囱”，统计信息共享推进缓慢。此外，一些地方对统计违法违纪行为追究不到位，对统计的违法行为处罚偏轻。 　　去年6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统计法执法检查报告，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这次执法检查所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整改。从这半年多的整改情况来看，在推动突出问题解决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推动挤干统计数据水分，地方各级政府对此前的统计数据挤水分，解决统计数据失真问题，从制度上解决瞒报、漏报、虚报、误报、重报、迟报等问题，切实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督促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对数据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人一票否决制，加大统计违法案件的通报、曝光、查处的力度，全面排查、专项整治以数谋私、数字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数据出官”“官出数据”的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减轻基层、企业和居民住户的负担，清理国家、部门和地方的统计调查项目，解决统计报表既多又乱的问题；规范数据提供与使用，共享数据库建设，完善统计数据的共享制度；动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统计法修改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民间统计调查条例等与统计法配套法规的制定和修改也正在研究推进。 　　据他透露，从今年开始在全国进行，由国家统计局对各个省市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行统一核算，停止对各个地方生产总值总量和速度进行排名这种做法，探索编制全国资产负债表、全国和各个省区市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推动树立正确政绩观。